八、对唯识学问题意识的定位及其与华严学之关系 唐先生在《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卷三》的讨论，经第一、二章谈＜中国固有哲学之道与佛道之交涉＞之後，第三章至第八章可以说整个都是谈般若学至天台宗的主题。

至於当有相同的问题意识时，则阳明便发为《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以言其同，事实上此书是将朱熹书信中一些谈及自己做工夫的心得及反省的文句摘录为《朱子晚年定论》，以与阳明自己所最关心的实践问题并为同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

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又见： 传习录中：来书云：所喻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後，即《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功，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说无间於动静时之静，亦是有念头在活动时之静，而不是一念死绝之静，因此必有事焉在此处之解读是心理上有事即是有事。此义亦差不多同於朱熹所说的理无动也者时的层次，理就其存在自身可说洁净、空阔、无动、无善、无恶，但理就其价值意识而言就必须是至善的了。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

穷义之理，真要义极义。今天理人欲知之未尽，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5] 参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阳明单采一边以为定论。

王阳明的解读却不然，基本上就是创造性误读，阳明割裂朱熹依《大学》次第讲工夫之意旨，单提格物致知一事以为朱熹工夫论的全貌，并以其为求事理於心外，故有义外之说。本文批评朱熹的格物说，是即物穷理，故而析心理为二，是告子义外之说。文中，王阳明亦说至善是心之本体之旨，此即是预设形上学的性善说，以此性善之本体发为心行实践之工夫，此亦同於孟告之辩中的孟子以仁义为内之说之意旨，可以说阳明是在谈主体实践的工夫，主张义是由心内发出的，这正是谈的本体工夫论，然而，此义亦决是朱熹所重[13]，惟在工夫次第中讲先知後行时，朱熹就是在谈社会实践的事务客观处理原则，与阳明所谈的问题不同。以下这段文字，是阳明针对朱熹的《孟子》文本诠释提出的批评意见。

工夫理论都错了，则工夫岂能做对？则亦等於进入了对朱熹工夫做不好的批评了。[31] 这一段文字是针对《孟子尽心篇》一文的讨论，《孟子》原文如下：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朱子文集·卷五十四·答项平父二》，页2550，台北：德富古籍丛刊，2000年2月。合心与理而为一，则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以不言而喻矣。依据阳明自己的创造性解读，古本文义宗旨已然可解，不须修改，朱熹的修改反而有误。因此，其互相批评之间，究竟是发生了甚麽问题？此即本文要探讨的主题。

韩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杨、墨。对於阳明，人生的苦难磨练无一不是良知发动之後才得度过艰难的，他自幼聪颖过人，名物度数从来不是问题，倒是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遭受无限的痛苦，此时是否仍能坚持仁义之心才是真正的问题，因此坚持仁义的本体工夫才是他以为的先後之先，因此要求做本体工夫、提起主体（亦即致良知）意志才是他所关切的工夫实践之重点。这也正是笔者的基本立场。其实，依据阳明所编着之《朱子晚年定论》的精神标准，朱熹上述那一段话，是很可以编入《朱子晚年定论》里的，因为那正是一套反省尊德性不得力的话语，因此正是可为阳明引为同道的切己自修的路数。

故能细微曲折无所不尽，则私意不足以蔽之，自无许多障碍遮隔处，如何广大不致。笔者讨论这个问题的方法，则是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法。

显见，王阳明是就工夫境界的问题在说的，而朱熹则只是就存有范畴说，意即是属於讨论概念材料的问题，因此只说了心与理而已这句话，等於在这句话中朱熹尚未正式宣讲工夫论旨。面对此一哲学史的事实，笔者的立场是，朱陆之间有互相批评，以及阳明对朱熹有所批评之事，已是事实，因此两分阵营实属自然。

阳明自己则主张求事事物物於吾心中。又曰：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阳明谈的是自己的私心私欲，要碰到了威胁利诱之後才会引发出来，引发出来就克制即是，未出来前也发觉不到，因此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格物是要面对外在事物的，朱熹格物旨在此处，阳明格物却在正心念，对此，罗整庵有严厉的批评，阳明因此必须有所回应，参见下文： 凡执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於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於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於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沈溺於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於物理、人事之变也。所以尽心知性知天是属於格物致知的层次。其後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

六、王阳明对朱熹文本诠释及《大学》版本意见的批评 前四节讨论在工夫论上阳明对朱熹的批评意见，及存有论上的继承意见。朱熹谈修齐治平的事功，主张需求格物致知之功於先，因此是一先知後行的工夫次第说，此原《大学》本旨。

至於本体宇宙论，阳明确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创作，以有别於道佛体系，这一部分倒是朱熹未及言之者[28]。阳明反对朱熹对《大学》的编排、章句、补传的意见，当然是基於对朱熹的《大学》诠释的反对意见，但笔者要强调的是，阳明对朱熹的反对意见，说为不同问题上的创作差异则可，说为文本诠释的正解之争则不可，说为哲学立场的截然对立亦不可。

就析心理为二之批评言，又见阳明之文： 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愿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论自己是非，莫论朱陆是非也。

未尝学问思辩，而曰吾唯笃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阳明既不能否定名物度数之知，就无需批评朱熹格物义，至於因其自己误解而格庭前竹子之举，更不能由此进路以批评朱熹。自中庸言之，学之弗能，问之弗知，思之弗得，辩之弗明，则亦何所行哉。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

然後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开窦迳，蹈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此岂二氏之罪哉？间尝以语同志，而闻者竞相非议，目以为立异好奇。而况於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

究其实，朱陆有文辞交锋，阳明对朱熹有批评意见，这都是使得程朱、陆王成为宋明不同阵营的事实。一草一木皆有理，不可不察。

陈荣杰先生谓其：总之在在以朱子为模范[4]。先求知事物之理於事物之中，再提起价值意识於诚正工夫中，从而实践於修齐治平的事业中。

（六）如欲为孝，当知所以为孝之道。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意即只是说朱熹的为学方法不好，而不是他的价值意识及道德立场有问题。因为告子讲敬於年长、孝於父母、爱於子女、信於朋友、别於夫妇等之义，此义之意旨确实是以外在对象与自己的关系来决定的，故说义外，这是一种後设伦理学或存有论的讨论[9]。

[10] 说朱熹之理学讨论为告子义外说之思路确实是笔者的意见，朱熹也未必正确理解告子，朱熹确实不会承认自己是告子，朱熹还批评象山是告子。王阳明则不然，自己创造新说，并依《大学》文句做创造性解释，两人对待《大学》的进路，一开始就不同。

阳明对象山个人亦有说法，参见： 又问：陆子之学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还是象山。注释： [1] 本文於2011年9月27~29日，首次发表於世界儒学大会，主办单位：山东大学，国际儒联。

这指得是主体做了工夫以後的特殊且个别的状态，而不是在谈普遍原理的存有论。又从工夫理论的批评来讲，阳明又有哲学基本问题的错置，将朱熹谈於工夫次第及形上学存有论问题的发言都从本体工夫的形式去批评，以致失去其批评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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